信息蜂房？过滤气泡？回音室效应？“信息茧房”的相关概念

信息茧房

“信息茧房”是桑斯坦教授在其2006年出版的著作《信息乌托邦》中提出的一个比喻，之后又在其系列论著中进行了阐述和拓展。在《信息乌托邦》中提出的“信息茧房”的内涵是：我们（信息传播中用户）只关注自己选择的内容、使自己感到安慰和愉悦的传播世界，如同置身于蚕茧般作茧自缚（桑斯坦，2008）。

过滤气泡

“过滤气泡”概念最早由互联网活动家帕里泽（Pariser）2011年在其著作《过滤气泡：互联网没有告诉你的事》（The Filter Bubble：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）中提出。他发现搜索引擎可以随时了解用户偏好，并过滤掉异质信息，为用户打造个性化的信息世界，但同时也会筑起信息和观念的“隔离墙”，令用户身处在一个“网络泡泡”的环境中，阻碍多元化观点的交流。帕里泽将此称为“过滤气泡”。

回音室效应

媒介“回音室效应”指出有界的封闭的媒体空间有可能将传递的信息放大，并将其与反对的信息隔离开来（Jamieson&Cappella，2008：20-55）。网络“回音室”研究指出，用户会陷入舆论信息的重复、隔离和同质化。

网络巴尔干化

“网络巴尔干化”是阿尔斯丁和布林霍夫森提出的，意指当下网络空间中群体意见分裂为各怀利益心机的繁多群类现状。在算法推荐的作用下，网络上遍布着内部观点高度一致、对外部异己的价值观却完全排斥的团体，网络巴尔干化的现象加剧。在此情况下，社会群体很难融合，共同体的关系极易分裂，社会共通的价值观便也很难达成一致。网络巴尔干化信息壁垒下，公共空间的理性讨论、社会共识的达成难度重重，实现社会整合的基础条件是公众对公共议程的知晓。

信息偶遇

“信息偶遇”概念的正式提出则是以1995年桑达·埃尔德雷斯将“信息偶遇”作为一种信息获取行为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为标志的，他认为“信息偶遇”是“在未预期情境中，个体意外获得有兴趣或可用以解决问题的信息的现象”；潘曙光于2010年参考埃尔德雷斯的概念界定，将“信息偶遇”概念引入国内。从“信息偶遇”的定义上可以看出其本质特征：主观参与程度较低且期望值较低。主观参与程度指人们主观参与该项活动的强烈程度，高主观参与度是指有计划地进行信息搜寻；主观参与度低或无主观参与度是指人们随意、不经意间偶然获取信息。期望值指人们对于自己能够获取有用信息的期望。参与度和预判度都较低时的信息获取方式即为“信息偶遇”，反之则为信息搜索。

选择性接触

信息接触过程中出现的“选择”现象至少在20世纪40年代便被拉扎斯菲尔德（Paul Lazarsfeld）等以“选择性接触”假说之名加以论述。它指受众在接触大众传播活动之际，并非不加区别地对待所有媒介和内容，而是更倾向于接触与自己的既有立场、观点、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媒介或内容。

信息蜂房

信息蜂房指旨在拓宽信息接收者的信息接收渠道，使其接触多元信息从而构建的信息自由流动且真实客观的信息系统。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共享充满了混乱的符号和不确定意义，信息壁垒打造了一座座信息孤岛。“信息蜂房”的信息分发系统将致力于增加信息的对称性，一方面减少同类信息的推送，另一方面增加异质信息的分发，缩小信息接收者与客观现实环境的距离。“信息蜂房”可以通过发挥自发主动、联通互动、协同整合等优势，使信息接收者接触到自身兴趣领域之外的各类信息，打破信息孤岛，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全貌。

我的日报

20世纪70年代尼葛洛庞帝把交互理念用在媒体等领域，提出了一个术语“我的日报”，用于描述根据个人口味订制的虚拟日报（尼葛洛庞帝，1996）。

我们的日报

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在《数字化生存》一书中提出在为公众提供极端个性化的“我的日报”的同时，还需要提供公共性的“我们的日报”。算法时代，“我们的日报”格调上要高于“我的日报”，有可能本身就是用户感兴趣的，但囿于惰性却没有关注；“我们的日报”也有可能不一定是用户感兴趣的，但作为现代公民必须了解这些信息。“公共信息”是资讯平台在算法推送中必须推荐甚至置顶的内容，不一定能为平台带来经济利益，但应成为考察平台媒体责任履行情况的重要依据。

群体极化

群体极化（Group Polarization）是社会心理学术语，最早由美国传媒学者詹姆斯·斯托纳于1961年发现群体讨论时的现象而提出。其含义为：在一个组织群体中，个人决策因为受到群体的影响，容易做出比独自一个人决策时更极端的决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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